薄荷发芽了
上周埋下的薄荷种子今天冒头了,一共七棵。
上周埋下的薄荷种子今天冒头了,一共七棵。
一个数学博士,在赛百味做了七年三明治。
后来他去一所普通大学当讲师,又默默无闻了八年。
58岁那年,他证明了一个困扰数学界一百多年的问题。
他叫张益唐。而就在本月,当年被迫研究了七年、最终毁掉他博士生涯的那个猜想,被推翻了。
三十多年前论文出事那天,他就预感到了这个结局。
张益唐1955年2月5日生于上海,从小展现出卓越的数学天赋。
1969年,14岁,下乡劳动。后来回到城里,进锁厂当工人。
1978年恢复高考,他凭数学天赋考上北大。
注意这个时间点:他那年23岁。作为对照,上周刚拿到菲尔兹奖的王虹,23岁时已经硕士毕业了。
本科之后,他1982到1985年在北大跟随潘承彪读硕士。潘承彪是数论方向的学者——这解释了张益唐后来近乎固执的偏好从哪里来。他爱上数论,是有师承的。
1985年,30岁的张益唐站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。
他喜欢数论。但导师建议他去研究几何。
背后是当时的国家需求。国内数论有几位大师级高手,几何方向却人才极度贫乏。于是设置了一条留学路径:北大定向往普渡大学输送人才去学几何,去了能拿一个助教职位,收入不高,但够覆盖生活。
这里要还原一下80年代的语境:那时不像现在,出国不是想走就能走的,必须学校担保、外事备案。
丘成桐当时非常看好张益唐的数论天赋,还替他联系好了美国顶尖的数论学者Stark。张益唐自己也极度看好这条路。
但没用。没有官方认可,私下联系的路线走不通——你连国门都出不去。
既然只有一条路,他就选了几何。
这里插一句:为什么做数学非得出国?
打个比方。玩过《艾尔登法环》那类游戏的人应该有体会:新手进去连个指引都没有,地图大得离谱,犄角旮旯散落着装备和圣器碎片,你得把这些凑齐了才见得到boss——也就是那些顶级难题。打boss还需要大量技巧。自己瞎琢磨的话,可能一辈子出不了新手村。
现代数学就是这样一张巨大的开荒地图,极其复杂的地下城,藏着一些极难打的boss。哪怕顶级天才,也必须有顶级大佬领路,不然你连自己要干什么都不知道。
而且天才需要思想碰撞。你得跟一大堆高手聚在一起,互相启发互相学习,说不定哪天就触发一个灵感。
所以数学圈看着是个公平的学术圈,其实里边也派系林立。不加入一个正经派系、不师从真正的大师,很难出成就。
说到这儿就能看出一个巨大的风险:如果导师看中的方向是错的,对学生的职业生涯就是毁灭性打击。
事实上绝大部分天才一辈子都没什么正经成果,这很正常。出成果既是实力也是运气,甚至是几代人的接力,恰好到你这代该收官了。
这也是为什么王虹这次反复感激她的导师给的鼓励和指引。做数学的人都懂这个分量。
八十年代的顶级天才主要还是集中在欧美学术圈。最后张益唐选了普渡大学的莫宗坚。
他在那里待了七年。
莫宗坚也是个顶级数学天才,一辈子死磕一个叫雅克比猜想的东西。
这个猜想1939年由Ott-Heinrich Keller提出,说的是:一个雅克比行列式为非零常数的多项式映射,必定可逆,而且逆映射也是多项式。听起来不复杂,但它成了这个领域最顽固的开放问题之一,斯梅尔1998年把它列进了21世纪数学挑战名单。
张益唐到美国后,跟着莫宗坚继续死磕。导师也极度看好他的天赋。
七年,论文终于完成,部分证明了这个猜想。
然后,同行评审的时候天塌了。
整篇论文的基石,是莫宗坚自己证明的一个引理。最后关头有人发现,这个引理本身有瑕疵。建立在错误地基上的博士论文,自然也有问题。
而且张益唐当时就意识到:这个猜想在高维可能会被证伪。
七年心血,论文没法发表。
普渡的博士答辩委员会认定他的论文水平足够,1992年,他还是拿到了博士学位。
但他和莫宗坚的关系彻底毁了。
因为他执意要把导师论文里的瑕疵公开。在莫宗坚眼里,这太不照顾我的面子了。张益唐的看法是:学术上的事,一是一二是二,该是啥是啥。
两人从此老死不相往来。莫宗坚后来公开评价他“失败得很惨”“浪费了七年,也浪费我的时间”。
更要命的是,张益唐明确告诉导师,他对几何完全没有激情,余生要回去做自己最喜欢的数论。
这让莫宗坚极度不爽。很长时间里,他都把张益唐看作自己衣钵的继承人。
接下来是找工作。关系决裂的直接后果是:莫宗坚拒绝给他写推荐信。
在欧美学术圈,推荐信是硬通货。没有这个东西,找不到工作。
于是,一个数学博士,去了赛百味。
这事看着魔幻,但一打就是七年,1992到1999。
为什么不回国?
张益唐自己后来的说法是:没有推荐信,博士论文没发表,回国也找不到工作。
但更深的原因是,他心底还想继续做数学。当时国内刚改革开放,想看国外顶级学术期刊都非常困难,更别说旁听、参加学术活动。
再往深处讲:对张益唐来说,数学就是他的一切,就是他的生活方式。他做的决定几乎都和钱无关,生活的核心就是数学。
所以这七年,除了上班,他几乎所有时间又转回了数论。
平时当会计,人多的时候去收银、做三明治,下了班泡图书馆看期刊。
也是在那里,他认识了后来的妻子孙雅玲。她对数学一窍不通,两人都在餐厅打工,聊得来,很快就结了婚。
1999年,张益唐44岁。还没正经上过班,怎么看都是蹉跎半生。
好在偶遇一位北大学弟,把他介绍到新罕布什尔大学当讲师。
新罕布什尔州在美国算中等偏上,他去的这所大学也是中等水平。进去之后,他表现并不突出。
好在学校对他也没什么要求。收入一般,但整体平静。
然后他突然开始冲击一个世界性难题。
孪生素数猜想,初中生都能听懂:是不是存在无穷多对相差为2的素数?
很多数论难题都是这个样子——极其容易看懂,但想证明得耗掉几代最顶级的头脑。费马大定理是同一类。
张益唐2007年开始专攻这个问题。那一年他进新罕布什尔大学第8年,52岁。
说“高龄”并不夸张。数学圈是个极其年轻的圈子,一般出成绩就在二三十岁。刚拿菲尔兹奖的王虹今年35岁,她关于挂谷问题的第一篇论文发在2022年,那年她31岁。数学家过了35还没成绩,大概率一辈子没成绩了。
他花了大约5年。中间几次挫折,一度想放弃,但瘾太大,很快又回去。
2012年,推导完成。
不过他后来回忆,真正开始思考这个问题,是从博士毕业后放弃几何、回到数论那天就开始了。到2007年,只是他觉得自己准备好了。
这里要说清楚他证明的到底是什么,因为这是全篇最容易被含糊过去的地方:
他没有证明完整的孪生素数猜想。他证明的是一个弱化版本——存在无穷多对素数,间隔小于7000万。
7000万听起来离2很远。但这是人类第一次证明素数对的间隔存在一个有限的上界。从“无穷”到“7000万”,是从0到1;从“7000万”到“2”,只是从1到N。
2013年4月17日,论文投给《数学年刊》。
负责审稿的是伊万尼克,顶级数论专家。他压根不信这么复杂的问题会被一个从没听说过的边缘讲师解决。
这里得解释一下他的怀疑从何而来。数学圈里极少有“横空出世”。真正的大神从小就非常出名,有完整的成长链条:竞赛圈、名校、导师、论文、会议、合作者、推荐信。竞赛圈更是个很小的圈子,里面的人大多互相认识。类似姆巴佩在俄罗斯世界杯一夜成名,其实他从小就是足球圈的传奇,圈内人十年前就知道他注定不凡,只是到那届世界杯才出圈。
所以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突然暴走,圈内的第一反应一定是怀疑。
但伊万尼克本着学者的敬业,闭关两周,按论文内容完整推导了一遍。
确认无误。他给了高度评价。
2013年5月21日,论文正式接收。那年张益唐58岁。
后面的事更有意思。陶哲轩随即发起了Polymath8项目,召集全球志愿者在网上协作压缩这个上界。
一年之内,7000万被压到了246。
也就是说,张益唐凿开的那道口子,让整个数学界一拥而上,把距离缩短了近30万倍。真正的价值不在7000万这个数字,而在他证明了这堵墙是可以凿穿的。
从那天起,他从边缘讲师直接进入名人堂。
奖项接踵而至:2013年晨兴数学卓越成就奖、Ostrowski奖;2014年柯尔数论奖、肖克奖、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,以及分量极重的麦克阿瑟天才奖。
菲尔兹奖他拿不了——那个奖只发给40岁以下的人。
成名前他五十多岁还是个普通讲师;论文发表后学校大幅涨薪,给了独立团队。后来他转任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终身正教授。
2025年6月27日,70岁的张益唐全职加盟中山大学香港高等研究院,定居大湾区。
有一件事值得单独说,因为它关系到怎么理解这个人。
2022年11月,张益唐在arXiv贴出一篇110页的论文,向朗道-西格尔零点猜想发起冲击——那是与黎曼猜想密切相关的一座大山。
他证明的仍是弱化版本:对实原特征,L(1,χ) ≫ (log D)^(-2022)。而经典猜想要求的强度比这个高出一大截。
这篇论文至今没有被完全消化。110页,极其绵密,专家需要很长时间逐行核验。而且他2007年就贴过一篇声称证明的预印本,后来被发现有问题。
我把这件事写进来,不是为了泼冷水。恰恰相反:一个67岁、已经功成名就、完全可以躺着享受声誉的人,选择再去撞一次最硬的墙,并且坦然接受可能撞不开。
这才是这个人的底色。
而当年那位导师莫宗坚,在张益唐爆火之后早已退休,还是写了一篇文章。文章里他依旧认为当初论文出问题是张益唐水平不行,对几何缺乏深入理解。并表示自博士论文之后,两人再无联系。
这个月,数学圈发生了两件事。
第一件:雅克比猜想被推翻了。
数学家Levent Alpöge借助Anthropic的Claude Fable 5,构造出一个三维反例——一个雅克比行列式恒为-2、却不可逆的多项式映射。三个不同的点被映到了同一个输出。
这个反例短到什么程度?短到其他数学家可以迅速验证。陶哲轩7月21日在自己的博客上写了一篇详细的“消化”文章,系统重构了它的几何含义,全程没有把它当成可疑结论对待。
结论是:三维及以上,雅克比猜想为假。二维仍然开放。
一个1939年提出、困扰了87年、被斯梅尔列入21世纪挑战名单的猜想,就这么倒了。
现在回头看那七年。
莫宗坚一辈子死磕的东西,方向本身就是错的——至少高维部分是错的。
而张益唐当年在论文出事时就意识到:这个猜想在高维可能会被证伪。
他猜对了。整整三十多年后,被一个AI辅助的反例证实了。
这里要说清楚:莫宗坚引理的瑕疵,和猜想本身是假的,是两件独立的事。前者是技术失误,后者是命题本身不成立。
但把它们放在一起看,会有一种很难形容的苍凉:那七年的痛苦、那场决裂、那七年的赛百味——起点是两个人在一个本就不成立的命题上,耗掉了各自生命中最好的时间。
而更荒诞的一层是:如果那篇论文当年顺利通过,张益唐大概率会拿到一个几何方向的教职,安稳一生,再也不会回到数论。
也就再也不会有7000万。
第二件:王虹拿到了菲尔兹奖。
7月23日,费城,国际数学家大会。35岁的王虹与合作者Joshua Zahl凭借证明三维挂谷猜想获奖,成为首位获得菲尔兹奖的中国数学家,也是这个奖90年历史上第三位女性得主。同期获奖的还有北大校友邓煜。
一个23岁才进大学、58岁才成名的人,和一个35岁站上领奖台的人,在同一个月被放在一起谈论。
回头看,张益唐明显是传统意义上的“倒霉蛋”。
别人搞奥数的时候他在下乡,该上大学的年龄他在混工厂。天赋和兴趣都在数论,博士却被迫做几何。然后是七年颠沛流离,一直到晚年才步入正轨。
他要是出生在90年代,成就大概率会高很多。
但换个角度:他是个幸运的幸存者。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人所遭遇的那些事,是一代人的悲剧,他反而是突围的那一个。
他在很多访谈里都表示自己并没有自怨自艾。尤其那七年赛百味,他觉得一切还凑合,整体很满意。
因为他物欲极低。虽然长期没什么钱,但在赛百味也没什么事打扰他,让他能专心研究数论。对他来说这就够了——有热爱的数学为伴,生活也没那么苦。
甚至对于博士论文没能发表、没拿到学术圈工作这件事,他也觉得没那么糟。因为如果当年拿了一个几何相关的职位,可能一辈子都在做并不喜欢的事,反而错过了最终的奖励。
而且这不是传统桥段里那种天才遭遇低谷、然后声嘶力竭要干出一番成绩让大家看看的故事。并没有。
很多熟悉他的人都说,在赛百味打工和后来成为顶级数学家,他的心态和状态都没什么变化。低谷时他没觉得自己完全失败,成功后也没有变成另一个人。
富贵是身外之物,贫穷也是。
我甚至经常想,就算张益唐一辈子没能碰到孪生素数,他大概率也会觉得很幸福。因为他真正触及到了幸福的本质——选择自己内心深处认同的道路,并且乐在其中。有没有结果,可能真的没那么重要。
有点像当年明月在书的最后写的:王侯将相的雄图霸业,长远看可能还不如徐霞客的游山玩水。
最后,突然想起网上爆火的“北大韦神”。
在我看来,韦东奕真正牛的事情反而没什么人提:他父亲一辈子都在研究NS方程,他接过衣钵继续研究,这是一场近乎绝望的冲击。
NS方程极其复杂,是公认的泥潭,千禧年七大难题之一,已经消耗掉无数顶级天才,很可能还要继续消耗下去。
但,这一切还重要吗。
出发即目的,过程即结果。选择了喜欢的生活方式去认真生活,已经足够了。
资料说明:参考微信公众号「九边」《流浪的天才》;张益唐生平与获奖信息据公开报道及百科资料;孪生素数论文投稿日2013年4月17日、接收日5月21日,上界7000万,Polymath8项目一年内压缩至246;朗道-西格尔零点论文为2022年11月arXiv预印本,尚未被完全验证;雅克比猜想反例由Levent Alpöge借助Claude Fable 5构造,陶哲轩2026年7月21日博文有详细分析,目前三维及以上证伪、二维开放;王虹获奖信息据2026年7月23日国际数学家大会。
十年亏了366亿,今天一天涨了471%。
长鑫科技今日登陆科创板。发行价8.66元,开盘49.5元,市值3.31万亿,开盘就超过工商银行,成为A股市值第一。
十年前,这家公司还不存在。那时中国大陆连一片能量产的DRAM晶圆都造不出来。
这十年发生了什么,值得完整说一遍。
要理解长鑫,得先理解朱一明为什么会站在这里。
1989年考入清华,1994年硕士毕业。他原本想做科学家,中关村的创业热潮改变了他的路径。博士读到一半,他去了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转向半导体,毕业后进硅谷,在存储公司做项目主管。
在硅谷他看清了一件事:存储芯片是半导体里用量最大、标准化程度最高的品类,是所有电子设备的“粮食”——而中国在这条赛道上完全缺席。
2004年辞职回国。启动资金92万美元,由周顺圭、邓锋、李军等几位清华校友凑齐。2005年春节后,清华科技园一间两层毛坯房里,芯技佳易成立,也就是后来的兆易创新。
关键在于他没有硬碰硬。当时全球存储被三星、SK海力士、美光牢牢把持,他选择了NOR Flash——巨头战略性放弃的“边角料”市场,用十年做到全球前三,2016年在上交所主板上市。
这是典型的迂回积累:先在巨头看不上的细分赛道活下来,攒够技术、团队、现金流和产业信用,再去碰真正的主战场。
他有句话流传很广:如果把计算机比作皇冠,CPU是皇冠上的明珠,存储器是皇冠的底座。
从创业第一天起,他的目标就没变过——做中国的三星电子。
2016年,兆易创新上市的同一年,机会来了。
2016年的合肥,正在找下一个产业支点。
它有基础也有焦虑:作为国内重要的家电制造基地,智能家电和显示面板对芯片需求巨大,但芯片全靠进口。早在2013年,合肥就出台了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规划,时间点甚至早于国家层面的推进纲要。
合肥决定押DRAM。项目代号“506”,总投资约1500亿元的12英寸存储器晶圆制造基地,当时安徽单体投资最大的工业项目。一期180亿元,合肥产投出资144亿元,占80%。
这个决定在当时看非常冒险,三重风险都是致命的:
资本门槛极高。一条12英寸DRAM产线动辄数百亿,而且必须持续迭代,不投就出局。
周期性极强。DRAM价格波动剧烈,下行周期里“卖一片亏一片”是常态。
法律风险要命。三家巨头筑起了技术、市场、专利三重高墙,新进入者随时可能被拖进诉讼绞杀。
最直接的反面教材就在同期——与长鑫几乎同时起步的福建晋华,因被美光起诉窃取商业机密、2018年被列入美国实体清单,投资数百亿的项目在量产前夜停摆。
合肥国资的选择是长期陪伴。合肥产投相关负责人曾公开说过:芯片这类产业链薄弱环节,短期内实现资本回报的概率很小,一定是大资本、长周期,甚至要跨越几个周期才能实现价值投资。
十年里,长鑫累计亏损超过366亿元。合肥国资没有退场。
到上市时,股权结构清晰地写着这份耐心:
按开盘价算,合肥国资体系所持股份账面价值超过1.2万亿元。以十年投资周期折算,相当于“日赚”两亿以上。
但对合肥来说,账面浮盈可能是这场胜利里最浅的一层。真正的变化是城市肌理的重塑:
长鑫厂区所在的合肥西北郊,十年前还是农田荒地,现在是完整的产业配套生态,研发楼、员工公寓、内部酒店、商业中心一应俱全,周边商圈被当地人叫作“长岗CBD”。
截至2025年末,长鑫员工1.93万人,研发人员超6000人,多数是25到35岁的硕士以上学历。合肥高新区已经聚集了超过5万名硕士及以上人才。
依托长鑫的链主效应,合肥集聚了超450家集成电路企业,形成设计、制造、封测完整链条。集成电路产业链产值从2016年的约180亿元增长到2025年的1514亿元,十年7.4倍。
长鑫的存储、京东方的面板、蔚来和比亚迪的新能源车,共同构成了合肥“芯屏汽合”的产业地标。
合肥押中的从来不是某一家公司,而是产业趋势。它验证了一套逻辑:当一座城市从“招商引资”转向“产业培育”,从“土地财政”转向“产业资本”,最值钱的资产就不再是地皮,而是产业链密度、技术厚度,以及资本市场对这些资产的定价。
DRAM最难的不是钱,是技术起点。
三星、SK海力士、美光手握数万项专利,任何自研路径都可能踩雷。福建晋华的教训摆在眼前:靠合作方转移技术,一旦被认定为窃密,全盘皆输。
长鑫走了另一条路——去找一份没有主人的技术遗产。
奇梦达(Qimonda),从英飞凌拆分出来的德国存储巨头,一度是全球第二大DRAM厂商。2008年金融危机叠加DRAM价格暴跌,2009年1月申请破产。公司没了,但几十年积累的技术文档和专利还在。
2015年6月,加拿大专利运营公司WiLAN旗下的Polaris Innovations以约3000万欧元从英飞凌买下奇梦达7000多项专利及申请,涵盖DRAM、闪存、半导体工艺、光刻、封装、存储接口。
2018到2019年,长鑫团队与WiLAN进行了长达近两年的秘密谈判。
2019年5月,朱一明在GSA Memory+存储峰会上首次公开技术来源,说长鑫技术源自奇梦达并结合了自身研发,形容这是“站在巨人的肩膀上”。那时长鑫已获得1000多万份DRAM技术文件、约2.8TB数据。
2019年12月5日,长鑫宣布与Polaris达成专利许可协议和专利采购协议,正式获得大量源自奇梦达的DRAM专利实施许可和一批专利所有权。交易金额未披露,据媒体估算涉及数亿美元。
这笔交易的价值不只在技术本身,更在于合法性。它让长鑫在面对未来任何专利诉讼时,手里有牌。
值得一提的是,奇梦达在2008年IEDM大会上提出的6F² buried wordline(埋入式字线)技术,正是此后DRAM的主流技术路径之一。长鑫接手的不是一堆废纸,而是一条被验证过的技术主干。
同一时期,朱一明做了一个让资本市场哗然的决定:2018年7月辞去兆易创新总经理,全职出任长鑫董事长兼CEO,并立下军令状——项目盈利之前,不领一分钱工资和奖金。
2019年9月,长鑫宣布内存芯片自主制造项目投产,推出自主设计生产的8Gb DDR4。
中国大陆“造不出DRAM”的历史就此终结。
但0到1只是入场券,真正决定生死的是后面的迭代速度。长鑫采取了激进的“跳代研发”——不按部就班走完每个工艺节点,而是跳过中间代次直扑目标:
目前DDR4、DDR5、LPDDR4X、LPDDR5/5X全系列量产。
这里有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:在EUV光刻机对华禁运的背景下,长鑫是靠把193nm ArFi浸没式DUV设备的物理极限、连同多重曝光技术压榨到底,一路走到16nm的。这条路成本更高、步骤更多,但它绕开了最硬的那道封锁。
到上市时,长鑫在合肥、北京拥有3座12英寸DRAM晶圆厂,客户名单包括阿里云、腾讯、字节跳动、联想、小米、传音、荣耀、OPPO、vivo。
如果要给长鑫十年选一个最难的年份,是2023年。
那一年全球DRAM价格暴跌超过40%,手机和PC出货量下滑,行业进入深度下行周期。三巨头祭出经典的反周期策略:凭成本优势保持高出货、主动压低价格,把新玩家的生存空间挤到极限。
长鑫当时工艺落后、规模不足,单位成本远高于对手,卖一片亏一片。
财务数据把这段煎熬记录得很清楚:
亏损有三重来源:巨额固定资产折旧(厂房和产线是先花钱后回本的生意)、持续加码的研发投入(追赶国际先进制程没有捷径)、周期性价格波动带来的存货减值。
截至2025年末,累计未弥补亏损366.5亿元。
难得的是,在这样的财务压力下长鑫没有收缩,反而顶着亏损加速抢占市场,同时死磕1x nm工艺、突破DDR5量产壁垒。2024年起,体积更小、更省电、成本更低、良率更高的DDR5开始量产,DDR4逐步退出。
这个时间点的选择,事后看是决定性的。
2025年下半年,拐点到了。
AI算力需求引爆了存储超级周期,逻辑链条是这样的:
第一,AI服务器的DRAM用量是传统服务器的3到5倍,总需求跳升。
第二,三星、SK海力士、美光把产能大幅转向利润更高的HBM。
第三,HBM挤占了晶圆、先进工艺和封装资源,常规DRAM的新增供给被严重压缩。
第四,服务器、手机、PC对常规DRAM的需求仍在增长。
供需缺口就此撕开。TrendForce的数据,2025年9月以来DDR5价格涨幅超300%,DDR4也涨了150%。
长鑫恰好在这个时点完成了DDR4到DDR5的迭代,合肥一期、二期与北京基地产能同步释放。产能放量乘以价格暴涨乘以毛利率跃升,形成了教科书式的戴维斯双击。
一个有意思的观察:长鑫至今还没靠HBM赚到钱,却是HBM引发的产能重排的最大受益者之一。如果这轮供给窗口早来三四年,长鑫未必接得住。
市场份额随之跳跃:
Omdia按2025年第四季度DRAM销售额计算,长鑫全球份额7.67%,全球第四、中国第一。
Counterpoint的数据,全球份额从2025年一季度的3%升至2026年一季度的8%,同期三星38%、SK海力士29%、美光22%。2026年一季度手机DRAM份额19.1%,仅落后美光0.6个百分点。
国内云厂商的国产DRAM采购比例,从2024年不足8%提升到2026年的26%。
订单也开始锁定。2026年6月,长鑫与腾讯签署超200亿元的长期供应协议,主要供服务器DRAM。7月,据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消息,长鑫与字节跳动签署了一份为期五年、价值超70亿美元的内存采购协议(该协议未经官方确认)。
这两笔大单的意义超出商业本身:中国的AI公司正在系统性地把内存供应链锁回国内。
2026年7月27日的数据,值得完整记下来。
发行层面:
打新层面:
首日表现:
这里要点明一个技术性底色:首日可流通股份仅约45.03亿股,占总股本6.73%。极小流通盘加上前五日不设涨跌幅,是这场暴涨绕不开的原因。
造富层面:
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:战略配售名单几乎就是一张国产存储产业链地图。上游有沪硅产业、中微公司、拓荆科技(硅片、设备、材料),下游有中兴通讯、TCL科技、阿里云,还有蔚来、奇瑞等智能汽车玩家。
整场IPO与其说是一次融资,不如说是一次产业链的协同集结。
朱一明在7月15日的网上投资者交流会上说,DRAM是数字经济时代的核心内存芯片,是信息基础设施的关键基石;长鑫怀着补齐短板、保障供应链安全的初心,选择了一条重投入、长周期、高难度的自主研发之路。他把上市定义为“新的起点,更是新的责任”。
热闹之外,需要冷静看清差距。这不是唱衰,而是理解长鑫下一个十年要打什么仗。
HBM是AI时代存储的皇冠明珠,也是长鑫最明显的落差。
长鑫已交付基于G4(16nm)工艺、8层堆叠的HBM3样品,垂直堆叠含TC热压键合由外包封测厂完成。但HBM专用产能仅约5000片/月,据业内测算HBM3 8-hi量产良率约25%,而国际水平在85%到90%。
三星、SK海力士已用10nm级1b制程量产HBM3E,并规划在1c节点量产HBM4,代差约3到4年。有报道称长鑫原定2026年上半年推出的HBM3方案因关键材料储备不足而延后。
值得注意的是,本次IPO招股书中并未单列HBM募投项目。295亿元原计划募资中,约205亿投向晶圆产线建设与DRAM技术升级,90亿投向前瞻性DRAM研发。这说明公司当前的战略优先级仍是巩固主流DRAM的制造与技术底盘。
SemiAnalysis预计到2028年长鑫HBM晶圆产能有望达每月10万片,约占全球12%。但那是两年后的事。
SemiAnalysis在2026年6月报告中给出的2026年底DRAM月产能(12英寸等效):三星约72万片,SK海力士约59.5万片,美光约38.5万片,长鑫约35万片。
也就是说,长鑫年底有望在晶圆产能口径上逼近甚至反超美光,登上全球第三。但这只是数量维度——美光拥有DRAM加HBM加NAND的完整产品线,深度绑定AI算力供应链,长鑫的主力仍是标准内存。
产能仍在扩张,上海和合肥的新厂建成后总产能有望翻倍至每月60万片以上。有知情人士认为若一切顺利,长鑫产能可能在2030年前超过美光。
收入体量的差距同样清晰:2025年长鑫DRAM收入约86亿美元,三星约723亿,SK海力士约521亿,美光约372亿美元。
存储是典型的强周期行业,历史上大约3到4年一轮。2026年一季度长鑫营业利润率约70%,同期SK海力士73%、三星81%、美光84%。
这是周期顶部的数字,不是常态。
那个亏163亿的2023年,距今只有三年。
按发行价8.66元计算,对应2026年动态市盈率仅5到6倍,与三星、SK海力士(约5到6倍)、美光(约8倍)相当。但开盘即冲到3.31万亿,意味着估值在上市瞬间被推到发行市值的5.7倍。
支撑这个价格的一部分是基本面,另一部分是6.73%的流通盘和稀缺性溢价。前五个交易日不设涨跌幅,波动大概率会很剧烈。
设备与材料的国产化率,尤其是先进封装中的TSV工艺,仍是隐忧。出口管制的不确定性长期存在。公司无实际控制人的治理结构,也需要在长周期中被验证。
长鑫的故事,本质上是三种耐心的叠加。
一个人的耐心——朱一明用十几年在NOR Flash里迂回积累,再用十年不领薪水去啃最硬的骨头。
一座城的耐心——合肥在长鑫连亏十年、累计亏空366亿的至暗时刻没有撤,把“风投城市”从一个段子做成了一套方法论。
一个国家的耐心——2014年国家层面规划发展集成电路产业,那时没人知道AI会在十年后引爆存储需求。回头看,这是一次赌在趋势上、而非赌在某家公司上的长期布局。
AI时代的底层算力由计算、存储、互联三部分构成。长鑫的突围,让中国在“存力”这一环有了自己的底座。
3.3万亿的市值是这一天的结果,但不是这个故事的结论。
真正的考验在后面:HBM能不能追上,产能能不能消化,以及——当下一轮下行周期来临时,这家公司能不能像2023年那样,再扛一次。
资料说明:财务数据来自长鑫科技招股说明书及公开披露;市场份额来自Omdia、Counterpoint、TrendForce;产能与HBM预测来自SemiAnalysis 2026年6月报告及行业媒体报道;字节跳动订单信息来自路透社报道,未经公司官方确认。部分行业估算存在口径差异,引用请以公司公告为准。本文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。
每天只写三行,一百天之后回头看究竟留下了什么。